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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9日参加了由《南风窗》举办的一个论坛，这个论坛名称是《教育公平与和谐社会》，主旨应该是探讨怎样看待教育公平或怎样争取教育公平的了。是个难得的论坛，但是，我不但觉得这有一些遗憾的地方，而且还为这个遗憾感到很气愤，那就是在这个探讨教育公平的论坛上竟然无一人提及教育券。因此，我想给专家们写一封简短的信，因为我认为如果我们真的同意政府资助教育，真的希望提高学校办学的效率，真的希望更公平地分配教育资源，那么我们就无法忽视教育券制度。

　　“教育券制度”是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教授于上世纪50年代在美国提出的一项建议。这制度是说，在政府资助教育的时候，不再给学校拨款，而是直接给学生发放教育凭证，学生拿着这教育凭证去上学，然后学校再用凭证从政府那里换钱。

　　这项制度的好处是明显的：发放教育券的补助方式能激励学校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教育服务，因为如果他们办学办得不好，就没有学生，没有从学生那里得来的教育券，他们也就无法从政府那里领取资助费了。反观现在各国通过直接给学校拨款的方法，学校首先要做的就是讨好政府而不是讨好学生，因为他们只要讨好政府就能拿到钱，而不是要把学生教好才能拿到钱。这是全球教育都普遍被指责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之一。

　　而且教育券制度也能带来更多的公平、更容易做到人们所期望达到的公平。实行教育券制度，每个学区、每个学生都发一样多的教育券，这等于把政府提供的教育资源平均的分发给了学生，这样就不会出现有的学生上好学校，有的学生上差的学校，甚至无书可读的情况了。当然，如果有人需要上更好的学校，那仍然是可以的，那就是他除了用政府给的教育券作学费，还可以自己额外出钱，要求得到更好的教育。这样富人又能得到更好的教育，又不是以牺牲穷人的利益为代价的，对大家都有好处。

　　上面是很简单的介绍——不过教育券本身也是个虽然了不起但简单易懂的制度。我衷心希望教育券这个制度能引起教育专家们的重视，能有专家来为教育券制度在中国的推行鼓与呼。既然政府一定要资助教育，那我们实在找不到比这个制度更高效更公平的办法。而且这个制度的推行宜早不宜迟。因为就算是大家都认识到教育券的好处，其推行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事，而是会受到各方既得利益的反对，美国及香港的教育券制度难以推行，正是这个原因。我们应该注意到，正如学者薛兆丰所说的一样，这个制度推行得越慢，来自于既得利益者的阻力就越大，这个制度就会越难推行。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投入教育的经费会越来越大，那么既得利益者阻挠改革的动力和能力也就会越来越大。 (稿源：红网) (作者：周克成)

哈医大二院“天价医疗费”事件中的王雪原医生说：“现在是一个多元化社会，人不一定非得在一棵树上吊死，即使医务界视我为‘叛徒’，最后当不成医生，凭我的学识和技术，我相信自己谋生不成问题。”一个博士生把话说到这份上，实在让人悲从中来。

　　“天价医疗费”事件受到极大关注和广泛批评，表面上看是因为数字太离谱，实质上是老百姓对普遍存在的医疗黑洞切身体会后的不满，终于找到了一个发泄口。但是，就像对其他腐败现象的越反越腐一样，医疗界的“攻守同盟”并不会因为“天价医疗费”事件的曝光而彻底打破。所以王雪原才把自己描述为“叛徒”，这就是说，他如果(其实是很可能)在本单位呆不下去的话，也别指望被其他医疗单位接受。此一悲。

　　王雪原当然不致沦落到街头找活干的地步，最终开个私人诊所在政策上还是允许的。我一个医生亲戚退休后开了一家诊所，积蓄加借贷，投入是250万元！还是个“生”的王雪原博士，开私人诊所能拿出这么多钱吗？按照他敢于站出来说真话的性格，估计拿不出来。“当不成医生”的自我预估也已经反映了他的财务状况。此二悲。

　　王雪原还有其他选择吗？不能说没有，改行就是一种。然而，一个已经混到博士生的人要改行，这种浪费仅仅是他一个人的吗？此三悲。

　　不过，真正可怕的悲哀远远超过以上三种，那就是王雪原所描述的平时的工作处境--唯领导是从、或集体贪腐、或集体庸碌、或集体装聋作哑的风气，它不仅限于王雪原一个人所在的医疗单位，而是弥漫于公有性质的各行各业。

　　为什么呢？因为改革从一开始就是自上而下的，至今，一些改革权已经落到了单位领导手里，普通人敢于微词领导，就可能沦落到那个叫做“下岗”的地步。改革权属于上头，老百姓只有被改革的份儿，这是社会的最大悲哀。 □王永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