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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9日参加了由《南风窗》举办的一个论坛，这个论坛名称是《教育公平与和谐社会》，主旨应该是探讨怎样看待教育公平或怎样争取教育公平的了。是个难得的论坛，但是，我不但觉得这有一些遗憾的地方，而且还为这个遗憾感到很气愤，那就是在这个探讨教育公平的论坛上竟然无一人提及教育券。因此，我想给专家们写一封简短的信，因为我认为如果我们真的同意政府资助教育，真的希望提高学校办学的效率，真的希望更公平地分配教育资源，那么我们就无法忽视教育券制度。

　　“教育券制度”是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教授于上世纪50年代在美国提出的一项建议。这制度是说，在政府资助教育的时候，不再给学校拨款，而是直接给学生发放教育凭证，学生拿着这教育凭证去上学，然后学校再用凭证从政府那里换钱。

　　这项制度的好处是明显的：发放教育券的补助方式能激励学校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教育服务，因为如果他们办学办得不好，就没有学生，没有从学生那里得来的教育券，他们也就无法从政府那里领取资助费了。反观现在各国通过直接给学校拨款的方法，学校首先要做的就是讨好政府而不是讨好学生，因为他们只要讨好政府就能拿到钱，而不是要把学生教好才能拿到钱。这是全球教育都普遍被指责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之一。

　　而且教育券制度也能带来更多的公平、更容易做到人们所期望达到的公平。实行教育券制度，每个学区、每个学生都发一样多的教育券，这等于把政府提供的教育资源平均的分发给了学生，这样就不会出现有的学生上好学校，有的学生上差的学校，甚至无书可读的情况了。当然，如果有人需要上更好的学校，那仍然是可以的，那就是他除了用政府给的教育券作学费，还可以自己额外出钱，要求得到更好的教育。这样富人又能得到更好的教育，又不是以牺牲穷人的利益为代价的，对大家都有好处。

　　上面是很简单的介绍——不过教育券本身也是个虽然了不起但简单易懂的制度。我衷心希望教育券这个制度能引起教育专家们的重视，能有专家来为教育券制度在中国的推行鼓与呼。既然政府一定要资助教育，那我们实在找不到比这个制度更高效更公平的办法。而且这个制度的推行宜早不宜迟。因为就算是大家都认识到教育券的好处，其推行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事，而是会受到各方既得利益的反对，美国及香港的教育券制度难以推行，正是这个原因。我们应该注意到，正如学者薛兆丰所说的一样，这个制度推行得越慢，来自于既得利益者的阻力就越大，这个制度就会越难推行。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投入教育的经费会越来越大，那么既得利益者阻挠改革的动力和能力也就会越来越大。 (稿源：红网) (作者：周克成)

据新华社电 一年高达数百亿元的大学收费，竟没有几个人能够说得清是根据什么标准收的。新华社记者最近采访了大量教育界人士，试图探究大学收费的标准，却发现这是一团乱麻。

　　学生不知1万元学费收取标准

　　记者拿到一张上海对外贸易学院财务管理专业一个大二学生2004年“上海市高等教育学杂费专用收据”，收费内容如下：学费1万元；住宿费1500元；教材费1000元；保险、体检费395元；军训费180元。总计13075元。

　　“各项费用都很清楚，然而最大一项‘学费’我们却不知道是以什么标准收的、具体是什么用途？”

　　记者就这位学生的疑问采访了有关人员。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招生办主任唐芸说：“（1万元收费标准）这不是学校行为。”

　　教育成本“缺乏准确的数据”

　　曾多年主持上海市教委财务工作的陈三慰表示，上海松江大学城高校的收费经过财政、物价、教委协调和批准。

　　1996年颁布的《高等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各高等学校在向当地省级人民政府申报学费标准时，应说明培养成本项目及标准。上海市物价局一位处长介绍，据2001年和2002年的抽样调查，上海高校生均经费支出在2.5万元左右，按照25％的比例，学费为5000元，但是近两年没有新的调查。当记者问起生均经费支出的具体计算方法时，她表示不知道。又问及松江大学城的一些高校学费1万元，是否意味着这些学校的生均经费支出为4万元时，她说，这些高校的生均经费支出物价局还没有统计数据，是特殊情况。

　　陈三慰本人曾主持过一项为时3年（1996年到1999年）的上海教育成本研究。结果显示，当时在上海，一名大学生的平均培养成本是2.5万元，最高可达3万元。“这个研究后来中断了，所以现在缺乏准确的数据。”他坦言，一些学生与家长对1万元的高学费有意见，是可以理解的，教育部门在学费方面的“宣传解释工作做得不好”。

　　大学收费有三个难解之谜

　　“现阶段我国高校教育成本的评估与分摊体系均存在问题，‘高校教育成本’如何计算，至今没有一个清晰的标准，也没有经过任何科学论证。”多年一直潜心研究教育问题的熊丙奇教授说。

　　他认为，大学收费有三个难解之谜：

　　其一，培养成本该是多少？

　　其二，个人应当分担多少比例的教育成本？

　　其三，有的大学把一些热门专业上调30％收费，却不见对一些冷门专业下调收费。

　　北京六成家庭认为高校学费高

　　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张保庆今年7月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对学费有两种核收方法，一种是按实际成本；一种是按日常的运行成本。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和成本计算的复杂性，选取了后一种办法。

　　一项调查显示，仅有7.5％的被调查者能够接受大学每年5000元以上的学杂费收费标准，71.6％的被调查者认为现在的高等教育收费太贵。而在北京，有64％的居民家庭认为目前的高校学费太高；对于一家供养一个大学生，33％认为很困难，37％认为勉强供得起，只有30％的家庭认为毫无困难。北京尚且如此，农村就更不用说了。

　　大学收费应该举行价格听证

　　目前，要求高校收费举行价格听证的呼声越来越高。

　　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唐安国说，实施价格听证其实并非特别有效的方式，因为相对于家长而言，学校永远是强势的一方，家长们难免不敢直言。但从现阶段看，既然没有合理而科学的成本核算研究，价格听证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大学收费的透明度，保证学生和家长的知情权。



　　■链接

　　教育成本怎么样计算成谜团

　　教育问题教授熊丙奇认为，缺乏标准和论证致大学收费存在三难解之谜

　　据新华社电 多年一直潜心研究教育问题的熊丙奇教授认为，大学收费有三个难解之谜：

　　其一，培养成本该是多少？有资料称，我国大学的教育成本，理工学科是每个学生每年1.4万至1.6万元，人文学科是1.2万至1.4万元。“那么这个成本是怎么算出来的？张保庆的说法是，这是日常运行成本，就是老师的工资，加上学校日常运转的水、电、气，1999年计算下来，平均大概一个学生每学年需要1.4万元左右。很多学者说，应该计算直接的培养成本，因为有的教育成本其实不是花在学生身上的。对此，张保庆称，完整意义上的培养成本是很高的。什么叫完整意义？就是要把高校从建立那天起，所有的开支都计算到培养成本里。那样算下来，大概一个学生每年的培养成本平均是4万至5万元。”

　　其二，个人应当分担多少比例的教育成本？有资料显示，2003年，全国高等教育收费约400亿元，同期国家对高校的财政投入约700亿元，学生家庭分担的高等教育年度投入比例达到36％。究竟多少比例是合理的呢？据张保庆透露，1999年设计的比例是25％，因此当年的学费标准是3500元。而现在要达到5000元甚至更高。

　　其三，有的大学把一些热门专业上调30％收费，达到7000元、8000元，却不见对一些冷门专业下调收费。“老百姓弄不明白，这是不是在变相涨价？”



　　■资料

　　国外大学是这样收费的

　　●韩国高丽大学常务副校长安文锡说，韩国公立大学的学费大约是每学期2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4

中国教育问题万言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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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无定河之子



一



从一个中国普通老百姓的视角与感受来看，如果有人问到我现在中国面临的问题，我会回答，中国目前问题成堆，尤其是中国教育界，问题已经堆成了山。现在这个社会，老百姓有许多难念的经，但最难莫过于教育。这决不是一个会令包括教育管理部门在内的决策层满意的判断，但它肯定是绝大多数中国公民的共同体验：就在社会转型进程和改革开放背景下老百姓的处境来看，现在再没有比中国的教育给我们带来的压力、痛苦、伤害更大、更多、更重了，以至于从关切度的意义上，政治体制改革、国企改革、三农问题、证券市场的问题、腐败问题等等其他重大而突出的问题反倒显得不是什么燃眉之急的问题了。

大约三年前的九月，我因公务路过曾就读过两年的家乡的一所中学，该学校是一所乡办高级中学，创办于六十年代，学校有初中部和高中部，我在校的时候大约有一千多学生，无论在德智体各个方面都名列全县九所中学前茅，有一次，学校参加全地区组织的会考中，语文获得第一，物理获得第三，团体获得第五。（能够清楚记得的原因是我本人也在获奖之列）不要小看这个成绩，这是一个乡办中学获得的成绩。学校在绿树包围之中，这是她能够让学子们流下想念的一个重要理由：每位毕业或转学的学生都要给母校植一棵树，我之所以想重返母校，除了美好的回忆之外，就是想看看我转学走时栽下的一棵树。

教育已成为中国人不折不扣的国耻。面对孩子的眼神，谁能保持内心的平静？！



但是，来到学校原址后看到，这里已经完全面目全非，一派衰败景象，几乎所有的树都砍伐一空，四五家脏乱不堪的小吃店和一个铁匠铺占据了操场，教室成了圈养牲口的地方，没有人会看出这里曾经是一所完整的学校。到乡政府了解情况后得知，由于经费原因，大约在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学校开始走下坡路，随后，教师纷纷调走，义务教育形同虚设，许多孩子由于贫困而放弃了学业，学校先后撤掉了高中和初中，最后连小学也撤了，这所学校的历史就此划上了句号。一个县现在只有三所国立中学，有六所学校遭受了和我的母校一样的命运。在我的家乡，乡与村一级教育的衰败随处可见，成为被教育遗忘的角落。



纵观这些年教育的景象，除了一个“乱”字和一个“败”字，再找不到更合适的表达方式了。诸如义务教育的缺位、农村教育的失血、高收费引发的社会问题、教育腐败的、教育不公平的尖锐存在、教育产业化的误区、英语教学与考试的教条式推行、假学历的泛滥成灾等等，让人目不暇接。2004年9月的中国《新闻周刊》刊文披露，据官方统计，中国十年教育乱收费已达二千亿元人民币。据《青年时讯》1月1日报道，在2003年中国十大暴利行业的调查中，教育被列为第二位。


巫溪是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在轰动全国的教育乱收费审计风波中，却意外地“榜上有名”。这是巫溪县一所简陋的小学课堂。



前不久，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公布的乱收费投诉中教育连续两年名列榜首。2003年9月9日至21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教育权报告员托马舍夫斯基，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考察了中国的教育状况。中国的教育经费只占全国生产总值的2%，而且政府预算只占教育总经费的53%，剩下的47%则要求家长或其他来源去填补。随后她公布的材料显示中国的人均教育开支之少，连穷国乌干达都比不上！台湾在要经济起飞之际，ＧＤＰ的１２％到２２％都投入了教育，而中国现在的教育投入始终没有超出ＧＤＰ的３％！无知者以为台湾今日在科技上成就源自美国的帮助和昔日从大陆运去的黄金，其实主因还是教育。理性者都清楚，任何国家要强盛靠的只能是教育！


教育之乱，其结果都落在了被教育对象身上，因此，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种悖论般的现实：在今天的中国，再没有什么比一位学生家长送自己的孩子去接受教育更重要的事情了，同样，在今天的中国，再没有比一位学生家长送自己的孩子接受教育更艰难的事情了。因此，现在到了必须全面反思教育的时候了，在一些教育界高官大谈教育发展的宏伟蓝图和教育取得的辉煌成就之时，请注意，要小心让堆积成山的教育问题绊倒而显得太尴尬。



二



高收费猛如虎。如今，教育对最无助、最基层的中国人来说简直就是灾难，试想一想，一个国家的公民必须把全部收入的80%用于教育支出，这难道正常吗？事实上，问题要严重的多，许多家庭已经被洗劫一空或负债累累。神圣的教育殿堂就是这样在貌视合理的收费政策蔽荫下担负教书育人的使命吗？据统计，2001年，北京高等学校的学费标准是：4800—6000元。上海高等学校的学费标准是：4600—5500元（2002年为5000-6500），天津高等学校的学费标准是：4200元—5000元，四川高等学校的学费标准是：3500—5000元，广东高等学校的学费标准是：4500元—5000元，浙江大学为4800元，湖南大学为5000元。2002年海南省的普通高校学费是：公办学校在3800-8000元/年之间。有统计表明，大学收费2003年较2000年平均增长了6—7倍，有的地区竟高达20倍。今年，山东省教育厅宣布该省普通高校的热门专业学费又上浮10